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也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虽然是毛泽东的至亲，可他一生低调，从未想过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党和人民索取什么，甚至连一张和毛泽东的合影都没有。
1988年4月2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贺敏学在福建逝世，享年84岁，而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贺敏学逝世时职位仅为副省部级，他为革命身经百战一生却没有被授予任何军衔，这又是为何？
（一）兄妹告别故乡，走上井冈山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贺怡被称为“永新三贺”，虽然出生在书香门第，可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沾染文弱书生的习气，倒是江西永新地处山区的莽莽群山和剽悍的民风，造就了他山一般的性格：敢作敢当，风雨无畏。
贺敏学从小喜武不喜文，天不怕地不怕，是家里兄弟姐妹中最大的一个。他的父亲贺焕文饱读经书，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稳稳当当做个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所以不管家里怎么艰难，都想尽办法给他请私塾先生。
可贺焕文没有想到的是，贺敏学不仅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还经常逃学罢课，私塾先生对此也只能面对着空壁唉声叹气。贺焕文以为换个环境能够让儿子安下心来，便又把他送进了县城官办的学校，可贺敏学仍不安分，还带头闹起了学潮，后来被学校开除。
一气之下，贺焕文将贺敏学连同他两个也在上学的妹妹——贺子珍、贺怡也一起关了禁闭。
学生时代的贺敏学不喜欢上学，对学武却很感兴趣，曾经偷偷拜师学武。有一次，师傅不让贺敏学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这件事把他惹恼了，一气之下摔了饭碗。
贺敏学爱打抱不平，一次，有几个兵痞来家里的茶馆闹事，他手疾眼快，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子就朝几个兵痞的屁股上捅了过去。
在永新读中学时，贺敏学是学生领袖，与后来在井冈山“落草”的袁文才是同学，他们曾一起趁着天黑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子把他痛打了一顿。后来在井冈山时期，贺敏学和袁文才的关系也十分要好。
在大革命时期，贺敏学便是永新县中共县委书记，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曾先后七次负伤。
1927年，贺敏学加入了共产党，还和两个妹妹一起参加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永新县国民党县党部成立后，贺敏学担任了商民部部长的职务。
这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共临时县委，贺敏学和两个妹妹同为县委委员。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夺了权，贺敏学在大逮捕前逃离了县城，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隐藏起来，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后来因为消息走露在乡下被捕。
在永新监狱里，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贺敏学任支部书记。他们继续谋划武装暴动，打算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联络起来。贺敏学把这些想法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将其塞进扇子竹把的空洞里，然后买通一个看守送出了这把扇子。
与此同时，贺子珍也通过妹妹贺先圆将准备暴动的口信转到狱里。贺先圆不辱使命，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不过，就在永新县暴动之后，反动派又卷土重来，他们抓不到贺敏学、贺子珍，就把一腔怒火发泄在不到10岁的贺先圆身上，残忍地将其杀害。
暴动成功后，以狱中支部为基础，恢复了永新县委，贺敏学被推举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此外，宁冈、安福、莲花、永新四农军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贺敏学担任副总指挥兼任党代表，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
总指挥部决定队伍兵分三路，全部秘密撤出县城，开往井冈山，就这样，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默默地走在队伍中，与故乡告别。
（二）贺敏学像一团火，开展斗争井冈山地理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非常闭塞。贺敏学等20多个永新的党员，对外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工作局面进展缓慢，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全靠自己摸索，每个月聚会一两次，交流些听到的山下情况，研究队伍今后的去向，在那段日子里，他们心急火燎，如煎如熬。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途中经过永新三湾，并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而贺敏学兄妹领导永新农民武装曾一度在井冈山活动，永新县委也在山上，这是后来袁文才能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贺敏学派人与毛泽东和他带领的队伍取得联系，并把这件事通报给袁文才。贺敏学把自己住的八角楼的房子让给毛泽东，经常去那里与他交换意见，共谋对策。
后来，在井冈山这片红色土地上，毛泽东和贺子珍相识相知，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毛泽东向贺子珍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对这个娇羞的姑娘表明了心意：“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9年红军大部队曾一度冒进湖南，江西的敌军乘此机会，拼凑兵力，进攻永新，井冈山根据地告急，贺敏学带领白己的赤卫队，跟随毛泽东，动员了几万人投入战斗。他们采取毛泽东倡导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策略，与敌周旋，在附近的宁冈、莲花等几个县全部落入敌手的情况下，保住了永新这块根据地。
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后，贺敏学还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又带领游击队在这一带坚持斗争。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后来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
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贺敏学罗列了罪名，并以此为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他们不让贺敏学继续带兵，把他留在学校做普通教员，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什么工作都不让贺敏学干了。
红军长征开始后，贺敏学跟着陈毅在赣南打游击。队伍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贺敏学负伤被捕，设法逃出后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伤刚养好就开始四处寻找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的样子，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探听消息。
贺敏学就像一团火遍地燃烧着，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给地主家看鱼塘时，贺敏学领导渔民斗倒了地主恶霸。这期间，他先后任中央军区司令部科长，独立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参谋长、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等职。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贺敏学属陈毅的部下，历任新四军赣南办事处主任，皖南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党委书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参谋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参谋处处长兼苏北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第一师特务团团长等职。
1945年，贺敏学先后任苏浙军区参谋长，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这年1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同敌军作战。在炮声隆隆的岁月里，贺敏学与长得文静秀气的新四军女干部李立英结婚，并生下女儿贺小平。
（三）对妹妹贺子珍的关照贺子珍从苏联回国时，贺敏学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正在山东同重点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因为战事缠身无法前去看望妹妹，便由妻子李立英和女儿贺小平代自己，到哈尔滨看望贺子珍。
李立英为人爽直热情，与贺子珍很谈得来。那段时间，他们两人带着孩子朝夕相处，同睡在一张床上，通宵夜话，这使贺子珍痛苦的心灵得到许多宽慰。
后来，毛泽东接女儿李敏回到自己的身边，贺子珍只身从北方投奔上海，寄宿在时任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哥哥贺敏学家中。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军司令员任上转入到地方建设，因为他行事一向低调，许多他的光辉事迹也渐渐变得不为人知。
1950年，贺敏学与李立英商量，由李立英执笔，以贺子珍和他们夫妻二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贺子珍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后来回信给贺敏学，请他代为照顾贺子珍身体。
贺子珍身体一直不好，虽然上海给她安排了单独的住处，但贺敏学夫妇俩还是经常把她接到家中休养，以尽兄嫂之情，后来还经常让女儿贺小平到贺子珍身边，让她陪伴照顾这位晚年孤苦凄清的姑妈。
1954年6月，贺敏学因为工作原因第一次来到北京，一个星期天，李敏到北京饭店去看望了舅舅。这天，贺敏学利用会议的空当陪李敏玩了半天，顺便在一家莫斯科餐厅带她吃了顿西餐。
事后，贺敏学派工作人员把李敏送去公交车站，可李敏却坚持说要再走一段路，工作人员觉得奇怪，就多嘴问了一句为什么，李敏这才说了实话：“我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
贺敏学听说了这件事情，鼻子一酸，然后感慨地说：“毛主席管孩子太紧了！”
回家后，李敏把她和舅舅见面的事情告诉了爸爸。毛泽东很是高兴，并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到中南海丰泽园来做客。于是，贺敏学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和毛泽东见了面，自上次中央苏区一别，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这天，毛泽东早早地在会客室等候着贺敏学的到来，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笑着和贺敏学握手。落座后，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贺敏学的工作和家属情况，他称赞贺敏学有三个第一：
这次见面，除了工作上的事，毛泽东还和贺敏学谈了许多家事。提到贺怡，毛泽东对她的意外遇难感到难过。当然，贺子珍也是不可不提的一个人，尤其是得知贺子珍生病之后，毛泽东心里始终牵挂着这件事，曾特别让女儿到妈妈身边照顾慰问。
（四）战友的关怀：贺敏学来了没有？1956年，彭德怀到西安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刚下飞机便开始环顾四周寻找一个人的身影，然后对身边的人专门询问：贺敏学来了没有？
彭德怀话音刚落，周围人全都面面相觑，没有人清楚贺敏学的背景，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他是工程管理总局副局长，而贺敏学此时正在工地指导建设，还和工人们一起搬砖。
等省委派去的人找到贺敏学时，属实吃了一惊：“您认识彭德怀同志吗？”
“认识啊，井冈山时候的同志，怎么了？”贺敏学回答说。
“可算把你找着了，彭德怀同志来西安了，让接您去参加会议”。
听说老战友来了，贺敏学一下来了精神，笑着说：“好啊，等我一会儿，我去换身干净的衣服。”
许久未见，彭德怀见了贺敏学十分激动，不禁嘘寒问暖地询问起来，甚至还和贺敏学凑在一起说起了“悄悄话”，省委领导因此对贺敏学的身份猜测更多了。
没过多久，陈毅也来到西安进行视察，他也像彭德怀一样找起了贺敏学，这回，省委的同志再也忍不住，好奇地问出了心里的困惑：“贺敏学是不是贺龙的弟弟呀？”听到这儿，陈毅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如实说出了贺敏学的身份：他是毛主席的妻兄，还是红军上井冈山的领路人。
震惊之余，陕西省的领导同志对贺敏学低调的行事作风也越来越敬重了。
1957年，贺敏学被调到福州，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职务，经常把贺子珍接到福州去住一段时间。在妹妹和妹夫得志时，贺敏学没有沾过什么光；妹妹失意时，他却始终尽心呵护，从无怨言，对贺子珍这个妹妹，他始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保护着她。
1979年5月，贺敏学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前，胡耀邦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多了吗，还有哪些人？”
提到福建的贺敏学时，胡耀邦说：“像贺老这样的人，全国没有几个人了，起码得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常委嘛”。
与此同时，更令贺敏学喜悦的是，妹妹贺子珍也在这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中旬，远在福建的贺敏学接到女儿贺小平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得知贺子珍病情严重，马上偕夫人李立英一起赶到上海，亲自参与护理照料。
贺子珍逝世后，他又率李敏夫妇及其子女，坐专机把骨灰亲自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为这个命运多舛的妹妹尽了兄长的最后一份爱心。
1985年，贺敏学被查出患了癌症，他十分豁达地对自己的家人说：“趁着脑子不糊涂，我还想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能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在生命的最后，贺敏学依然关心国计民生，经常询问外边的情况。不过，这匹老骥终于还是因为长期为革命劳累过度倒下了。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因病在福州逝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终年84岁。
贺敏学生前曾7次负伤，腰部有颗子弹一辈子也没取出。他去世后，妻子李立英向福建省委提出一个请求：贺老遗体火化后，将锲在他身上的那颗子弹留给孩子们保存。不过，李立英的这个请求最终没能实现，丈夫体内的子弹没能找到，人们猜测可能是和遗体一同熔化了。
贺敏学是真正的无产者，他的遗物清理很简单，除了两套咔叽布外套及内衣裤外，存款不足千元。贺敏学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乡亲，尽管在家乡已没有一个直系亲人，可他对有困难的老乡从来都是慷慨解囊，鼎力相助，除了来回路费外还会另外资助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贺敏学逝世后，福建省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家乡人民把他的骨灰迎放在井冈山上的骨灰堂。他曾经的老上级叶飞将军在挽联上这样写道：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福建省委把贺敏学的悼词电传给了中组部时，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组部追授贺敏学以正部级待遇。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贺敏学一门心思想的都是怎样去建设国家，怎样去服务农民，纵观贺老的一生，他担得起“伟大”这样的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